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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钿 | 麒麟与玄武:北宫象的文化史考察

2021-05-03 10:53:47   来源:形象史学   作者:熊钿   点击:

 

  熊钿(复旦大学历史系)

 

  01.制造灵兽:麒麟神化史及北宫象的麒麟时代

 

  虽在战国文献中,玄武已与苍龙、白虎、朱雀并列作为星宫四灵出现,但在早期遗迹中,却发现玄武位置上曾出现过疑似神鹿的形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方位配属意义的四灵,具有共生关系,若单独出现或与方位无涉,则应作普通灵兽看待。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中的龙虎蚌塑图因与“左青龙、右白虎”方位相合,倍受学界瞩目,李学勤将此作为四象起源的证据。 在距该墓南20米处另有一组蚌塑图常被忽略,其中便有一鹿。另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陶尊的纹饰上有一只奔鹿绘于流云间(图1)。对这些图像意义的解释虽仍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将鹿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可追溯至远古时代。

 

 

  图1 小山遗址陶尊纹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第495页)

 

  明确将鹿形与龙、虎、朱雀并列作为四灵的较早例证见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虢国墓中的一面铜镜上(图2),龙、虎、雀、鹿正好对应东、西、南、北四方。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星图的北宫立面亦呈两鹿相对之状(图3)。 可见在星宫四灵最终确定前,可能存在以鹿作为北宫之象的时代。但仅有考古材料还不足以推论,如若这一假设成立,文献中应可寻得蛛丝马迹。

 

 

  图2 虢国墓铜镜四灵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7页)

 

 

  图3 曾侯乙漆箱北宫立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56页)

 

  检索先秦文献,尚未发现将鹿神化且与其他三灵并列构成星官体系的记载。《仪礼·乡射礼》载“凡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以侯正中所绘动物图像为例,射侯的形制自天子至士分别为熊、麋、虎豹和鹿豕。又如《吕氏春秋·士容》“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 两则材料均以鹿与豕对举,仅说明鹿在先秦是较为常见的普通动物,并无神化迹象,其被作为“禄”和吉祥长寿的象征应自汉代始,汉画像石中常绘鹿、猴之形,因谐音代指爵禄、封侯之意不证自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鹿”代“禄”是被广泛认可的常识,大量文献中均有相关书写,在此仅举二例略加说明。《南史》“始士瞻梦得一积鹿皮,从而数之,有十一领。及觉,喜曰:‘鹿者禄也,吾当居十一禄乎?’自其仕进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恶之,遇疾不肯疗”;类似由梦鹿而联想到爵禄的典型叙述还见于《安禄山事迹》注中所记,史思明亦梦逐鹿事,并见鹿死水干之状,左右伶人听说此梦后,相谓曰:“鹿者,禄也;水者,命也。禄与命俱尽矣。”对文献的简单梳理便可发现将鹿作为一种隐喻文化符号应该晚于战国这一事实,且无法将其与星宫、方位等建立联系。反观西水坡及小山遗址中鹿形的性质,或许如先秦文献所证,只是因常见而被抽象为文化元素用以装饰墓葬或器物。故前将虢国铜镜及曾侯乙漆箱上四象图中的北宫之象指认为鹿恐有不确之处,笔者推断应为麒麟,原因有三:一,先秦史料中并无将鹿作为灵兽的惯例,但有神化麒麟的迹象;二,因鹿与“麒麟”外形类似,易形讹;三,麒麟虽不在后世公认星官四灵之列,却有配属中宫之说,与四象关系密切。冯时亦持麒麟之论,但其并未具体解释将麒麟作为灵兽的知识背景,亦未分析随后玄武进入星宫四灵体系、麒麟转配中央的文化史意义。

 

  著名“西狩获麟”的典故可作为麒麟神化之佳例,事见鲁哀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大之也?曷为大之? 为获麟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其中谓麒麟为仁兽,圣帝明王时代才会现世,可见其为太平之符,《诗经》中亦有《麟之趾》篇赞颂其君子气度。关于麒麟外形特征,《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集解引韦昭注“楚人谓麋为麃”,麋即麋鹿。《说文》:“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麟,大牝鹿也。”《艺文类聚》引《说苑》:“麒麟,麋身牛尾,圆顶一角。”据此可大致推断麒麟形似鹿,独角。再观虢国铜镜及曾侯乙墓漆箱上的四象图,前者因鹿头部分泐损严重不易辨认,但后者北宫鹿形头上均为独角,当为麒麟无疑。正因其与鹿在外形上相近,不少学者将汉画像石中的麒麟错讹为鹿。

 

  现存先秦文献中对麒麟的记载屈指可数,但在后世文献中所记先秦麒麟之事反而较多,这种现象借用顾颉刚之语,或可解释为“层累构建的文化史”。从沈约《宋书·符瑞中》所记麒麟现世之事始于汉武帝,推测麒麟作为灵兽的起始时间不会太早。我们不妨将“西狩获麟”故事作为其神化史的起点,虽有些冒险,却为追寻麒麟文化的推演脉络找到一个入口。麒麟被孔子推举为灵兽,再加之儒学在汉代的正统地位,其作为盛世祥瑞逐步定型,《史记·封禅书》记齐桓公欲封禅,管仲曰:“今凤皇麒麟不来,嘉毂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此段不见于现存先秦文献,不知其史料来源。管仲以麒麟不至规劝齐桓公罢封禅正是因其作为盛世象征,这一细节书写极可能是麒麟神化后附会窜入。东晋王嘉《拾遗记·周灵王》中记载了另一版本“西狩获麟”的故事:

 

  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汤,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锄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系角之绂,尚犹在焉。夫子知命之将终,乃抱麟解绂,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时,乃解绂之岁,垂百年矣。

 

  上述传说以《春秋》中孔子泣麟部分为原型,增添不少神怪细节,显然为后世编造,但从孔子生前“麟吐玉书”至命终前“抱麟解绂”,以麒麟贯穿孔子一生,亦能证明孔子与麒麟的紧密联系。

 

  据上推测麒麟神化起始时间的下限约在春秋中晚期,稍晚于虢国墓的考古断代的下限(公元前655年),前已提及目前所知最早将麒麟与其他三灵并列的情况见于虢国墓出土铜镜,若这种并列关系尚不能完全证明星官四灵体系已经确立的事实,那么曾侯乙漆箱盖上同时绘有四象和二十八宿图,则可以肯定最迟于战国早期,已经存有较为成型的四象星宫体系。该盖面中央是一篆文粗体的“斗”字,周围绕有二十八宿之名,按顺时针方向较容易识别有:角、氐、方、心、尾、箕、斗、牵牛、虚、西萦、东萦、圭、娄女、胃、矛、参、东井、酉、七星、翼等。就二十八宿与星宫四灵生成先后问题学界多有争议,陈遵妫据二十八宿中宿名由来如角、心、尾宿等即指龙角、龙心、龙尾等判断古人应已先设四灵,后才在此基础上细划二十八宿,目前考古材料中四灵出现时间早于二十八宿亦是有利的证据支撑,当然古人对星体观测和认知的历史要远早于此。虢国墓铜镜上四灵并列出现,虽作为装饰用,但因四灵与四方完美对应,至少说明当时将四灵与方位建立联系的做法较为流行,曾侯乙墓中完备的四灵星宫体系实可追溯至此。虽然我们无法获知麒麟开始作为北宫象的确切时间,不过推测这与其被神化为灵兽是分不开的,应该不会晚于春秋时代。

 

  也许是历史惯性,抑或是知识传播的时地差使然,即使在玄武正式确立为北宫象后,麒麟作为北宫象仍在某些地区延续了较长时间。冯时曾注意到洛阳西汉中期卜千秋壁画墓中同时绘有双龙、白虎、朱雀和两只麒麟(图4),考古报告中将麒麟定为二枭羊,描述前者似麒麟而无角,后者独角身似羊。恐不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引赋“射游枭,栎蜚虡”,郭璞注:“枭,枭羊也。似人,长唇,反踵,被发,食人。”显然文图不符。麒麟与苍龙均有两只,应表雌雄之意。同卷《史记》中咏诵至麒麟时,张揖注:“雄曰麒,雌曰麟。”郭璞注:“麒似麟而无角。”可见麒为雄,头生一角,麟为雌而无角,正与发掘简报中描述的情况吻合。将麒麟成对排列的形式也可与曾侯乙漆箱北立面双麒麟之形相印证。再看高台地埂坡M4墓道壁面的一幅祥瑞图(图5),中间是一条后爪曲跪、前爪捧盘献物的龙,两边为带长翼、形似鹿的神兽,现高台博物馆展示有高清图片,不过随附的介绍文字并未说明此二神兽为何。稍微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居右的神兽头上有一肉角,左边神兽则无,通过郭璞注及卜千秋墓中提供的例证,判断此处当为麒麟无误。

 

 

  图4 卜千秋墓墓顶壁画线描图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第9页)

 

 

  图5 高台地埂坡M4墓葬壁画祥瑞图(笔者摄)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8号墓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自出土以来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据研究其性质应该与天文占验有关,锦面上麒麟、青龙、白虎、朱雀共同出现(图6),正说明麒麟与四象间的密切关联,一般认为织锦出自中原王朝,此种中原向西域进行文化辐射也是不应忽视的文化史现象。

 

 

  图6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第24页)

 

  南京将军山M12西晋墓中的出土材料同样值得关注,据发掘简报,该墓画像砖分为四种,第一种为四神砖,两侧面为青龙、白虎,两端面为朱雀、玄武;第二种为带有纪年文字的三神砖,上朱雀、下玄武、右白虎、左为反书铭文;第三种砖两侧面为青龙、白虎,两端面为朱雀、麒麟;第四种与第三种的图案和组合方式基本相同,只是麒麟有较明显的差别。第三和第四种砖中麒麟与朱雀相对,是麒麟明确作为北宫象的有力证据。

 

  除上述例证,还可找到麒麟与玄武(关于玄武形象的讨论,具体参见本文第三节)同时作为北宫象的材料。如2003年陕西定边县郝滩东汉壁画墓中的二十八宿图,与《史记·天官书》记载基本相符,我们知道虚、危、室、壁等星宿均属北宫,有趣的是,此处虚宿、危宿绘两只麒麟,室宿、壁宿绘玄武。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北魏元晖墓志,英国艺术史学者杰西卡·罗森在《莲与龙:中国纹饰》一书中引用了该墓志四神纹饰的拓片(图7),其认为图片表示的是四神和鹿。从拓片看,第一格、第二格、第四格中分别为单一龙、虎、雀形,但第三格中出现了两种神兽,一为龟蛇相缠的玄武,另一便为形似鹿但为独角的麒麟。

 

 

  图7 :北魏元晖墓志四神纹饰

 

  (杰西卡·罗森《莲与龙:中国纹饰》,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94页)

 

  玄武与麒麟作为北宫象的情况在同一墓葬中出现,既是星宫麒麟文化的余波,又体现了新旧文化间交替、共生的复杂关系。让人不禁再一次追问:玄武何以进入四灵星宫体系,又为何会取代麒麟呢?

 

  02.玄武代麟:北宫象玄武的确立与麒麟的失落

 

  目前所见文献中星宫四灵几乎均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称之,以致研究者在讨论四象问题时直接默认这一先入为主的知识架构。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四象、二十八宿等星象概念创立时间前后不一,其初成、发展演变与最终确立之间需加以区分,若仅以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作为今日研究之起点,恐会遗漏许多关键的文化史信息。如上节所论,四象观念形成较早,图像材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早期文献的缺失,并提示我们在玄武之前存在一个北宫象的麒麟时代。但在秦汉星象体系确立的关键时期,玄武以后来居上的强大姿态代替麒麟成为北宫之象,这一转变背后蕴含的文化动因值得深究。

 

  在古代天文学篇目中,明确将玄武作为北宫之象的,目前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初《淮南子·天文》: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为朱鸟,其音征,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此段言五星有五方、五行、五帝、五佐、五神、五兽、五音等,体系完备,另有几点信息需引起重视:一,以五兽配五方,类同五帝、五佐、五神,均是从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取材,或与星象本身并无太大关联,只为完成配属关系,应与秦汉流行阴阳五行学说有关;二,为与五行相配,在四宫之外多一中宫,配属灵兽为黄龙,此处麒麟不在五灵之列;三,《淮南子·天文》较《史记·天官书》成书早,但二者对各宫配属灵兽的记载有别,或源于不同的知识系统。

 

  《史记·天官书》: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东宫苍龙,房、心……南宫朱鸟,权、衡……西宫咸池,曰天五潢……参为白虎……北宫玄武,危、虚。

 

  四宫与二十八宿的配合基本确立,东方七宿(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七宿(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北方七宿(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不过司马迁对西宫的记录体例与另三宫明显不合,或因该部分书写基于较古的材料来源,张守节正义“觜三星,参三星,外四星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为白虎形也”,可见虎最初仅作为觜、参两宿的小象,因其在古代授象观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故被视作整个西宫之形。从《史记》记载看,除北宫外,其余多少能与配属灵兽的形象建立联系,要么整个星宫七宿构成一形,如苍龙、朱鸟,特别在南宫一节中提到“柳为鸟注……七星,颈……张,素……翼为羽翮”,据注解“鸟注”为鸟喙,“素”为“嗉”,是咽喉下受食之处,均为鸟体的一部分;要么将主宿星象提升代表一宫,如白虎,却并未留下玄武形象产生原因的任何线索。

 

  行笔至此,是时抛出核心问题:古人何以选择龙、虎、鸟、龟(蛇)作为四象之原型?《淮南子》和《史记》分别提示了思考四象起源问题的不同路径。前者直接取用大众熟知的灵兽配属四方,与星象本身无涉;后者则立足星象。

 

  这两种路径的交织至今延续。如张衡《灵宪》:

 

  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跱,各有逌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六扰既畜,而狼蚖鱼鳖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

 

  古代的星官,从天帝到农丈人、从战场到市场,其命名与布局均具有明显的社会化倾向,实际是将山川百物和人间百业搬于天际。司马贞认为“五宫”乃“五官”之误,“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实际上天官与天宫的概念有着本质区别,为适应星占需要,将星座模拟成以宫廷为中心的人间组织,即天官;而天宫是对星群的划分,侧重区域、方位之意。张衡“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是就星官言之,但又言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四方星宫配属,其来源应与星官相类,均取材至古代神话、历史典故、社会制度等。

 

  另,孔颖达《尚书·尧典正义》:

 

  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

 

  此处以一象贯通七宿,龙、虎、鸟、龟为星宿组合所成之形,虽与司马迁认为白虎从主宿星象产生有别,但其思考逻辑都立足于星象本身。

 

  当今学者在解释四象起源时,亦不出上述两条思考路径。如陈久金认为其与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有关,实际是脱离了星象本身,从文化史角度进行探源;陈遵妫主张四象是原始的识星系统,认为“古人详察星象形势,以其仿佛类似何物,即以其物来命名,或合数星为一象,或合众象为一形,形象既定,就作为仰观星象的根据”,冯时亦从星象角度进行阐释。

 

  其实这两种路径并非对立,笔者以为,四象的生成首先应是为完成灵兽与方位的配属需要,此时起作用的是原有的知识基础,并不需要对星象进行真正观察;后人为附会灵兽形象,自然而然会将星象与灵兽之间进行联想,此时星象的作用便得以显现。但因原本星宫四灵与星象本身无关,所以后人建构的联想并非完全十全十美,这就解释了《天官书》中有的是整个星宫成一灵兽形(东宫、南宫),有的是星宫中的某些星宿构成灵兽形(西宫),有的星宫则并不能与灵兽形象之间建立联系(北宫)的原因。

 

  不少学者在解释天文历法时,单纯从农业上的观星授时方面入手,虽无大谬,但未免有求之过深的嫌疑。其实指导农业生产并不需要复杂的星象知识,古人对星象的兴趣,大多数时候还是基于其在星占学上的意义。这一点在《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及后代史书天文志部分可得印证,在这些文献记录中涉及星象描述时往往会伴随有星占之语。沿此思路,既然古人对星象探究的主要动机在于占卜,那么为四星宫配属灵兽时会不会也受占卜知识的影响呢?

 

  再看星宫四灵,龙、虎、鸟、龟,无一不与占卜有关。关于龙的起源问题学界分歧较大,但都不可否认龙所具有的能够上天下地入深渊的神秘属性,这种神秘性与巫术、占卜所追求的天人沟通相契合,另龟用于占卜之事已属常识也不必赘述,在此稍论鸟、虎与占卜的关系。

 

  鸟占,亦名鸟情占,是据鸟的飞鸣占卜休咎的方法。据刘保贞对《周易》中相关卦爻辞的释证,先秦鸟占可分为飞行类鸟占、鸣叫类鸟占和出没行动类鸟占三种。刘毓庆对《诗经》中鸟类兴象的起源与意义做出分析,揭示了其与远古鸟情占卜之间的联系。这一传统直到隋唐仍作为重要知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隋书·经籍志》收录诸多鸟情占著作,包括:《战斗风角鸟情》三卷,《风角鸟情》一卷(翼氏撰)、《风角鸟情》二卷、《鸟情占》一卷(王乔撰)、《鸟情逆占》一卷、《鸟情书》二卷、《鸟情杂占禽兽语》一卷、《占鸟情》二卷、《六情诀》一卷(王琛撰)、《六情鸟音内秘》一卷(焦氏撰)等。《北史·耿询传》曾记隋朝太史丞耿询以鸟情占著称,著录《鸟情占》一卷行于世,此书《旧唐书·经籍志》有载。另《天地瑞祥志》卷一八《禽总载》、《开元占经》卷一一五《鸟休征》、《鸟咎征》及敦煌出土P.3888《鸟情占》等也汇载了鸟情占的有关内容。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为建立合法性论述,广泛运用各种谶纬和祥瑞进行缘饰,其中就包括鸟情占。可见,以鸟进行占卜的做法源自先秦,作为重要的知识门类被后世反复记录、研究、利用。

 

  相较而言,虎卜出现在现存文献中的年代偏晚。《颜氏家训·书证》曾载“狐之为兽,又多猜疑,故听河冰无流水声,然后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则其义也。”王利器案《说郛》本李淳风《感应经》、《北户录》卷二、《太平御览》卷七二六、八九二引西晋张华《博物志》:“虎知冲破,又能画地卜。今人有画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谓之虎卜。”今《博物志》佚失此文。 古人认为虎具有灵性,能预知吉凶,事前让其在地上作画,利用所画痕迹作为占卜的依据。但仅从文献来看,我们尚不清楚虎卜产生的确切时代及其流行程度如何,据最早记载虎卜内容的《博物志》书写时代为西晋,判断开始以虎占卜的时间下限不会晚于这一时期。前述《史记·天官书》中将虎仅作为西宫觜、参两宿的小象,冯时研究认为以白虎配属西宫并辖七宿完整形式的出现,不会超过东汉,在此之前找不到白虎与西宫七宿相配的任何线索。这固然可以利用四象生成的第一种路径即星宫灵兽与星象本身最初并无直接联系加以解释,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虎形与西宫七宿最终完成匹配?想必正是虎与占卜之间的关联成为促成该结果的重要因素,不过这一推测仍需更多的史料证据。

 

  笔者不胜其烦地进行上述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推测、论证,意在说明两点:第一,星宫四灵的产生源于既有的知识传统,与星象本身无涉,将星宿所成之形、星宿名与所属灵兽之形建立联系应属后世附会,故从星象角度解释玄武成为北宫之象的原因恐是缘木求鱼。第二,四象体系的确立过程非常复杂,以龙、虎、鸟、龟配属星宫也由多种合力促成,但因星象与占卜关系密切,在思考为何选择某种特定灵兽配属星宫时不应忽视这一知识社会背景。

 

  如此,玄武取代麒麟进入四象体系便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首先,这并非因古人对星象的观察发生了变化,而是基于文化意涵上的自然选择。如上节论述,麒麟神化并配属北宫约在西周东周之交,但对龟的崇拜却十分古老,如大汶口文化墓地、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一期墓地、四川巫山大溪和江苏武进圩墩墓地等均发现用龟随葬的现象。另河南舞阳贾湖二期墓葬中发现的龟甲不仅经剖分、修治、钻孔,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年代约在7700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中夹有类似式图的玉片,引发学者多种猜测。 不过龟甲施灼作为占卜相对较晚,最初可能是对骨卜的模仿,商代和西周龟卜与骨卜并行,二者或各有渊源,基德炜(David N Keightley)曾提出“南龟北骨”之说。 李零研究认为东周时“卜”已主要限于龟卜,葛兆光将龟策预言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知识,大到战争胜负、迁都利弊,小到娶妻合适与否都要通过占卜来预测。此外,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中记“其卜必北向,龟甲必尺二寸”,龟、北方的这种联系恰为玄武、北宫相配合提供了知识上的依据。

 

  再者,玄武之所以能替代麒麟,是否因二者有某些共性呢?《春秋》鲁宣公十二年在论及武功问题时,楚子曰:

 

  非而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武”由止、戈二字合成,“戢,藏也;櫜,韬也”,古人以为拥兵器而不用、换世道安宁为“武”,从这个层面上,龟与麒麟均有“武”之义。《春秋繁露·服制像》:

 

  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韨之在前,赤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象、人之盛饰也。夫能通古今,别然不然,乃能服此也。盖玄武者,貌之最严有威者也,其像在后,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

 

  古书中“用”与“害”多互误,所谓“武之至而不用”指的是龟甲用以御侮而不害物之义,《礼记正义》亦有“玄武,龟也,龟有甲,能御侮用也”的类似表述。但仍不清楚为何古人不直接用玄龟而要称玄武,也许正因玄武本就不是单一形象,故不能用某一具体动物名来指称,即便如此,文献中尚未找到将龟蛇合体称为“武”的切实依据。在此笔者倾向于将“武”理解为一类具有“止戈”之义的灵兽,麒麟亦可归入其中。《春秋公羊传注疏》何注“《释兽》云:‘麟,麕身牛尾,一角’,郭氏曰‘角头有肉’,故此注云而戴肉。云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者,欲道中央之畜,而传得谓之仁兽之义。”对麒麟“武”之内涵阐发最为详尽的,可参宋代严粲《诗缉》:

 

  有足者易踢,唯麟之足可以踢而不踢。有额者易抵,唯麟之额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易触,唯麟之角可以触而不触。

 

  可见在“武”的意义上,龟与麒麟二者的共性显而易见。在探讨龟代替麒麟成为北宫象的原因时,这种文化上的类同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一个方面。

 

  前引《淮南子·天文》,为配合五行,在四象之外增设黄龙配属中宫。不过从史料记载来看,黄龙与麒麟都是配属中宫的灵兽。《礼记·礼运》中“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一句,后世对其注解极其繁复,大都从星宫四灵角度加以理解,正如笔者此前提出,除非四灵与方位配属,否则只应作为普通灵兽看待,故这里的解释未免多余,不过却意外提示了关于麒麟配属中央的线索。“《公羊》说麟,木精,《左氏》说麟,中央轩辕大角之兽,陈钦说麟是西方毛虫。许慎谨按:《礼运》云麟、凤、龟、龙之四灵。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四灵取象四时、四方,五灵取象五行,在龟取代麒麟成为北宫象的同时,麒麟转配中央。黄龙与麒麟一起配属中央的记载,见于西晋崔豹《古今注》:

 

  信幡,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信幡。乘舆则画为白虎,取其义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龙幡、朱鸟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龙幡五,以诏四方。东方郡国以青龙幡,南方郡国以朱鸟幡,西方郡国以白虎幡,北方郡国以玄武幡,朝廷畿内以黄龙幡,亦以麒麟幡。

 

  这里不同方位郡国的信幡上绘有相对应的灵兽,朝廷畿内即为中央,用以黄龙幡或麒麟幡,正是二者作为中央配属灵兽的明证。

 

  总结言之,通过考古出土的图像数据,我们发现在四象正式确立前,有一个麒麟作为北宫之象的时代,且星宫四灵与实际星象最初应无直接关联,而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灵兽知识传统进行方位配属。古人对星象的观察主要用于占卜,这是选择配属灵兽时的社会知识背景,再加之龟与麒麟在“武”之义上的共性,促成秦汉之际即四象体系确立的关键时期,龟得以取代麒麟配属北宫。又因推演五行需要,在四灵之外增设中宫,麒麟作为一多出的灵兽,便自然地与中宫建立起联系。在此笔者仍需赘言的是,四灵形象的确立并非同时完成,而是经过了历史上长时间的完善、论证和被接受,理解这种过程的复杂性比简单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更有意义。

 

  03.龟蛇合体:玄武形象及其接受史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前三者形象明确,基本无太大争议,但究竟何为玄武,单从字面看无从得知,一般认为是龟蛇合体。西汉出土的多件文物上绘有龟蛇合体的玄武之形,如在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均出土一匹绘有四灵纹样的条砖或空心砖,其中玄武纹条砖上便呈龟蛇交尾状(图8)。另时代约为西汉中期稍晚的太原尖草坪汉墓中有四神铜炉一座,炉身四周镂以四灵,玄武亦为龟蛇合体的姿态。据黄佩贤粗略统计,出土的类似铜炉约三十余件。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星象图中,虚宿、危宿相连成一龟形,其中央绘有一小蛇(图9)。又《尚书考灵矅》曰:“二十八宿,天元气万物之精也。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明确表明玄武形如龟蛇。

 

 

  图8 茂陵玄武纹条砖

 

  (马永赢、王宝平《走进汉阳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图9 西安交通大学汉代壁画墓星象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墓出土一组彩绘四象砖,虽暂时不太清楚四象砖在墓中具体所处位置,不过推测应嵌于墓壁东南西北四方,其中代表北宫的玄武呈现龟蛇合体之态(图10)。从西汉至魏晋,这一龟蛇组合形式在瓦当及墓葬壁画上反复出现,具有明显的社会共约性。以上或单从实物、或单从文字史料说明了玄武为龟蛇之形,邳州市燕子埠的东汉彭城相缪宇墓中有一组四象画像石,位于该墓东壁南侧第四格,青龙、朱鸟、玄武等均有榜题,“玄武”二字的左方为龟蛇交缠之态(图11),图文互证,弥补了单一证据链之不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画像石上方刻有瑞兽(图12),左为背上占一只瑞鸟的羊,标注为“福德羊”;右为一形似鹿独角的神兽,榜题“骐驎”,不仅完全符合此前我们论述的关于麒麟的形象,而且麒麟与四灵共同出现,亦可作为麒麟与四象关系密切之旁证。

 

 

  图10 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墓玄武图(笔者摄)

 

 

  图11 东汉缪宇墓玄武图

 

  (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884年第8期,第27页)

 

 

  图12 东汉缪宇墓麒麟图

 

  (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884年第8期,第27页)

 

  不过,无论是在出土文物还是文献中都能找到单独以龟作为北宫象的例子,可见古人对玄武的理解不一。如山西平陆县枣园村汉墓的藻井上绘有三大幅苍龙、白虎和玄武图像,其中玄武位于后壁上端,有龟无蛇(图13)。又据于洁《汉代四灵肖形印图形研究》一文中提供的四灵印图片,所绘玄武均为单一的龟形(图14)。

 

 

  图13 枣园村汉墓玄武图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期,图版一)

 

 

  图14 汉代四灵肖形印

 

  (于洁《汉代四灵肖形印图形研究》,《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第36卷第3期,2018年6月,第46页)

 

  《周礼·考工记》载:

 

  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

 

  郑玄注“大火,苍龙宿之心”,“鹑火,朱鸟宿之柳”,“伐属白虎宿”,“营室,玄武宿”。可见此处用大火、鹑火、伐、营室指代东宫、南宫、西宫、北宫,其中龟蛇即为后世较为公认的玄武形象。因《周礼》原《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取《考工记》补入,故有今《周礼·考工记》。关于《考工记》成书年代,学界意见不一,影响最大的为郭沫若“春秋末年说”。从学者论证看,《考工记》似涵盖从西周至西汉不同时期的内容,应是成于众手或历代增补所致。然引文中“龙旗”、“鸟旟”、“熊旗”均是单一动物后接旗名,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王引之云“经文本作‘龟旐四斿’,今作‘龟蛇’者,涉注文误也”,当从。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周礼·司常》:

 

  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

 

  在此仅以交(蛟)龙、熊虎、鸟隼、龟蛇四组物象分饰不同等级之旗,各组内部间并无组合之义,故不能当作龟蛇合体的实例。

 

  以青龙、白虎、朱雀均为单一动物,玄武应亦为单一形象,笔者提出“武”可作为概念代指一类动物,可备一说。但仍有未解疑问:为何其余均是形象明确的动物,而“玄武”却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呢?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太纠结于玄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上,龟蛇合体的形象之所以能被古人所接受,乃基于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知识背景。对于这一合体的生成,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从星象解:按理玄武至少应含虚、危两宿,经观察龟形很容易由该两宿结合产生,不过蛇形似乎另有来源,冯时认为蛇可能与营室北方的腾蛇星座有关。陈遵妫指出龟蛇结合当源于南斗北方的天鳖和营室北方的螣蛇。高鲁《星象统笺》所绘玄武图,其中虚、危、女、牛四宿连成龟形,斗、室、壁三宿连成蛇形。虽然三位学者对龟蛇形象产生于哪些星座没有统一看法,但都是基于星象进行阐释。不过,正如笔者前已论及,星宫四灵应源于灵兽系统,与星象本身无关,且螣蛇星座在史记中无载,亦非北宫主宿,该观点尚待商榷。

 

  2.从生殖崇拜解:茱莉安露(Annette L.Juliano)指出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所有龟均为雌性,且要与蛇结合来繁殖。马绛(John S.Major)同意龟蛇合体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生殖崇拜并与阴阳特性相吻合的观点,但认为缺乏可靠史料支持所有龟为雄性、蛇为雌性的说法,他进一步强调,在中国天文学中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绝对。 不过,《玉篇》中确有“龟天性无雄,以虵为雄也”的记载,虵即蛇,这或许可以作证茱莉安露观点并修正马绛的部分看法。龟蛇合体源于生殖崇拜的主张亦可在道教文献中找到依据,如《周易参同契》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意当相须”即为一例。

 

  3.从长生、升天信仰解:孙作云认为玄武为单一龟形,并表示玄武和蛇均是升天信仰的伴随之物,通过《楚辞》“召玄武而奔属”、“玄武步兮水母”等句论以古人升天须有神龟侍卫等。《庄子·知北游》:“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韩非子·难势篇》:“飞龙乘云,螣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同矣!”《春秋繁露》:“蛇,寿可千岁期。”又曹操《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中神龟与腾蛇相对,一方面神龟寓意长寿,另一方面螣蛇又有腾云驾雾、化龙升天之义。虽然二者与长生、升天信仰间的密切关联不可否认,但仍未实际解决龟蛇合体的原因。

 

  4.从族群图腾崇拜解:陈久金主张龟蛇是夏民族的图腾,其合体形式源于熙、修两个氏族集团长期保持联姻制度的结果。孙作云亦曾从图腾崇拜角度加以解释,认为在玄武图像出现之前,相关神话及其名称即已被载于《山海经》和《楚辞》中,“玄武”可能是龟氏族人对图腾龟所作的避讳,而《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描述的北方禺疆便为玄武的最早期形象。从图腾崇拜加以解释的路径虽有一定道理,但多为推测,又有迂回和过度阐释之嫌。首先,玄武是为避讳一说难以成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乃古人避讳的基本原则,为族群图腾避讳不仅不合规范且无其他例证加以支持。此外,陈久金将四灵起源全部归结于族群图腾,又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5.从兵阴阳角度解:倪润安考证商和西周流行左、中、右三军“三阵式”,从春秋中后期起后军力量逐渐增强,蛇善攻、龟善守的特性符合后军攻守需求,遂以龟蛇合体作为后军的标志。他进一步提出,天象学和兵阴阳学间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四灵方位的配属。以兵阴阳学解释龟蛇合体有一定道理,且玄武之“武”字从字面看也似乎与作战有关,不过,这仍无法解释龟蛇二者必须相缠交尾的原因。善攻、善守是对整个行军作战的要求,若单以后军龟蛇表示,则很难说明其他三象在战争中所具备的功能与内涵。作战时用四灵军旗,应只是对星宫四灵的化用以表方位。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倾向龟蛇这一合体形式与古人对雌雄所代表的阴阳理解有关。探讨某一文化元素之所以生成、流传,应将其放置于思想脉络和当时整体的社会文化、知识背景的架构中。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时,强调历算与星占、龟卜、仪式之操持等知识在社会上广泛使用并拥有普遍有效性。而这些具体的知识和技术实则根植于一套完整且精巧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涵盖天、地、人之间互动关系,并对天道运行、人间秩序和社会规范产生深刻影响。首先,需注意到五行与四象体系的构建完成几乎在同一时期,据《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及《淮南子·时则》、《淮南子·天文》中的相关记载,发现五行与方位、季节、颜色、灵兽等结合而成为一个圆融自洽的体系,详见下表:

 

  高诱注“鳞,鱼属也,龙为之长”,“羽虫,凤为之长”,“倮虫,麒麟为之长”,“毛虫之属,而虎为之长”,“甲虫,龟为之长”。青龙配属东宫,为鳞属;朱雀配属南宫,为羽虫;白虎配属西宫,为毛虫;前文中曾提及麒麟从北宫转配中宫,麒麟即属倮虫。同理,玄武配属北宫,应为甲虫,龟为甲虫无疑义,但蛇却一般作为鳞虫,若此则作为龟蛇合体的玄武与上表呈现的内容便有抵牾之处。这一细微的矛盾点表明,虽然四方天宫取象与五行的联系十分显著,但龟蛇合体形象恰非源自五行,而是阴阳之说。

 

  阴阳是古人思考世界的基本方式,陈梦家曾指出商人就有“上下天土对立之观念,是为阴阳二极之张本”。《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把天地视为阴阳的对应物。又《国语·越语》中亦有“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的记载。在古人意识中,阴阳不仅是宇宙的两大基本因子,也是包含世间所有对立存在的总概念。而龟蛇合体正是顺应了这种阴阳调和观,前引《玉篇》、《周易参同契》是从两性角度论证,又《梦溪笔谈》载:

 

  六气,六家以配六神。所谓青龙者,东方厥阴之气,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长、其虫鳞,兼是数者,唯龙而青者可以体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阳水之气也;曰螣蛇,少阳相火之气也。其在于人为肾,肾亦二,左为太阳水,右为少阳相火,火降而息水,火腾而为雨露,以滋五脏,上下相交,此坎离之交以为否泰者 也,故肾为寿命之藏。

 

  这里“玄武”与“螣蛇”并列,表明作者将玄武视为单一龟形,而 用阴阳解释龟蛇合体的成因,并将天象与人体对应,更进一步说明了古人在气化宇宙观背景下,以阴阳解释万物的模式。龟蛇构成的玄武形能被古人理所当然地接受,正是源于这一基本而深刻的知识背景。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除麒麟与玄武外,在一些明确表现北宫象的文物上出现了其他“标新立异”的图像。如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与其妻窦绾的合葬墓中,出土一件铸有四灵纹饰的镀银青铜博山熏炉,炉身四周依次透铸有龙、凤、虎和骆驼图案,其排列次序显示了它们具有方位意义。骆驼并非源自中原本土,而是从西北地区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以骆驼代表北方的例子十分罕见,可能正因骆驼与北方的密切关联,使之成为北方的象征。又如在河南永城柿园梁王墓主室顶部绘有一组巨幅四灵图,分别为青龙、朱雀、白虎和白虬,此处便是用白虬代替玄武作为北方神兽。这些例子提示了一个关于“确定知识”与“溢出知识”间的互动关系,受笛卡尔对知识确定性追求的启发,笔者提出“确定知识”这一概念,不过二者在范围和意义上均有明显区别。笛卡尔针对怀疑论者提出的“确定知识”在哲学层面具有认识论意义;而本文“确定知识”的含义指的是在知识社会史领域中被知识精英阶层创造或归纳、被统治者认可并赋予权威、传世经典文献有载且具有社会公约性的知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组四象即属这一范畴。所谓“溢出知识”则与“确定知识”相对,它们溢出于确定知识体系之外并具有强烈个性化表达的特征。对“确定知识”及“溢出知识”间关系的探究,显示了文化和知识的生成与发展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具有多元而复杂的面向。

 

  天水博物馆藏有一块定名为“四神图”的画像砖(图15),时间断代为东汉,其中龙与雀容易辨认。与雀相对的龟双臂张开,姿势夸张、造型奇特形似蛤蟆,与龙相对的图案残缺不全,不过从遗留部分来看是虎的可能不大,且大角羊取代麒麟被置于画像砖的中部。无论是奔放的龟形还是用大角羊象征中宫,都具有典型而浓厚的北方文化特征。在如骆驼城苦水口1号魏晋墓出土的朱雀玄武图彩绘砖(图16),以红、黑两色绘一仰首高冠、长尾的大鸟,背伏一龟,左绘云气,这一构图灵感显然也来自于当地民众对四象的认知,并根据自身理解将这些文化元素进行了自由组合。

 

 

  图15 天水博物馆藏四神图画像砖(笔者摄)

 

 

  图16 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朱雀玄武图(笔者摄)

 

  “溢出知识”并非是“确定知识”的否定和反叛,而是创新和发展,如果把“确定知识”作为文化主动脉的话,那么旁溢于主流知识之外的“溢出知识”则可看作“文化的毛细管”。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大贡献在于其不仅关注权力在空开大场面上的表现,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在微小、隐秘空间中的作用,王汎森在此基础上提炼归纳成“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词。文化亦然,大众对“确定知识”接受的时地和程度均有差别,根据当地文化特色,在对知识有了充分理解后对其进行适当改造,一方面说明了知识流布广、活性高,另一方面,被改造后的知识能够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并进一步促进其传播。 “确定知识”若真呈现一种确定不移、边界分明的闭合状态,注定会是一潭死水,“溢出知识”作为“文化的毛细管”,正是文化生命力的体现。

 

  《太平广记》中载有一则有趣的材料,摘录如下:

 

  殿中侍御史杜暐常使岭外,至康州,驿骑思止,白曰:“请避毒物。”于是见大蛇截道南出,长数丈,玄武后追之。道南有大松树,蛇升高枝盘绕,垂头下视玄武。玄武自树下仰其鼻,鼻中出两道碧烟,直冲蛇头,蛇遂裂而死,坠于树下。

 

  作者将蛇和玄武分开表述说明二者不同,并还有敌对之义。若将玄武当作龟,按理追击速度应该不敌行动灵活的大蛇,且从驿骑所言判断该玄武为“毒物”,亦与之前我们对玄武的认知有差,但这个立异的故事为后人对玄武形象的探索提供了更多想象力的空间。再如陈淳《北溪字义》中载:

 

  世俗事真武,呼为真圣,只是北方玄武神。真宗尚道教,避圣祖讳,改玄为真。北方玄武乃龟蛇之属,后人不晓其义,画真武作一人散发握剑,足踏龟蛇,竞传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

 

  道教兴起后将四象纳入其中,玄武成为道教北方神,为避讳改称真武。陈淳为南宋时人,世人不知玄武之义,以为是一散发之人手握利剑、足踏龟蛇的形象,甚至为道教修行者所效法。玄武文化发展延续近两千余年,从单一龟或龟蛇合体到道教北方神,直至今日仍有余绪,广西壮族现还保留着以玄武作“念咒恩爱符”的传统(图17),作为文化的遗存,这一将玄武视成男女恩爱象征的做法, 正说明了这一合体的产生由来有自。

 
 

  图17:广西壮族“念咒恩爱符”

 

  (王小盾《四神:起源与体系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04.余 论

 

  本文以作为星宫四灵之一的玄武为研究对象,利用较为零散的考古及文献材料分别从前玄武时代(麒麟作为北宫象的时代)、玄武代麟、龟蛇合体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力图构建一个微观知识社会史的丰富面貌。无论最终是否成功,在写作过程中,笔者都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尝试:

 

  一,打破学科内部边界,还原一个多元互动的历史原境。政治、文化、地理、天文、伦理、生死观本是相互连接、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因学科内部专业方向细分,造成研究者“偏安一隅”,流失了诸多精彩的历史细节。对一时代的历史图景的深入探察,有助于真正把握一个时代的节奏和脉动,并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找到接近真实的答案。

 

  二,充分且平等利用图像和文字材料。这里强调“平等”是因目前大多是历史研究者仍将图像作为文献的补充,图像和文献的地位有别。图像本身也有逻辑,以本文写作为例,出土的图像数据和文物弥补了先秦史料不足,作为直接证据构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化史断面:麒麟曾作为北宫之象。另,图像、器物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具有文献材料无可比拟的优势,为我们展现了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及其同一地区不同时代文化主流与暗流交汇互动的精彩态势,亦勾勒出知识生成与流变、被接受的历史轨迹。

 

  图像、出土文物和史料都是历史研究的证据,是思想表达的基本方式。不过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所指,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但也要警惕其中潜在的陷阱,比如是否存在对图像的过分解读,如何看待“特异性”与谱系建构之间的关系等。以传统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与艺术史工作者如何在基于各自学科立场上尽量避免“以图证史”与“以史证图”两种倾向仍需建设性反思。所谓的“以图证史”其实是将图像作为另一种文本,以往学界对器物的研究常囿于物质文化史或艺术史的范畴,因而要努力超越文本性与物质性,从知识-信仰-制度整体上思考图像和器物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

 

  以北宫象为中心做一项知识社会史个案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笔者的这种尝试类似于“知识考古”,为解释之便,笔者提出“确定-溢出”论,将无法直接解释的现象归入“溢出知识”一类,虽看到了知识呈现的多元性,实则仍是对问题的简单化处理。现存材料所能呈现的文化史或知识社会史有时并非完全连续,甚至是断裂的,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写道:

 

  不连续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使各种领域个体化,而人们却只能在它们的对比中建立这种不连续性。总之,因为它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历史学家话语中的概念,而是历史学家们私下假设的概念……这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从障碍到实践中;介入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中,它在这一话语中不再充当应该抑制的外界必然性的角色,而是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并且借助于由此产生的符号的倒置,它不再是阅读历史作品中的消极面(历史的反面)、它的失败、它的能力的局限,而是成为积极因素。这个积极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对象,并使得对它的分析更为有效。

 

  看到历史的“不连续”及“断裂”既是对整体史研究及以“后见之明”构建历史脉络行为的警惕,也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同样,笔者不得不承认知识史研究过程中的困难之处,不仅要关注时间和空间,而且仍需要对以下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知识生成、演变与接受过程之间是否存在断裂;知识的地方化与去地方化的关系为何;知识的隐藏、摧毁和抛弃又是如何展开的等等。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0年下半年(总第十六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万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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